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女博士后夫妇借高利贷做慈善”，一周前，曹明秀
(微博)
所发的求助微博广泛流传，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质疑声：做慈善需要借高利贷吗？为什么不量力而行？
记者顺着曹明秀的求助微博探寻下去，发现这对夫妇所做的慈善，实际是在欧美和我国港澳地区早已多见的社会企业。但曹明秀夫妇却举步维艰。
办企业、赚钱，然后用赚来的钱做慈善……这是一条很简单的利益链。但在中国目前法律和各项监管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谁来监督这笔“良心利润”？谁能给曹明秀夫妇想要的“信任”？女博士后夫妇的慈善困境，恐怕不仅是“受郭美美影响”那么简单。
“我步行送您吧。要是有车，我早就当掉了，不会等到现在。”
11月15日，初冬的北京夜里，曹明秀和丈夫黄鹤为了感谢记者请他们吃了一顿“饱饭”，非要步行一公里送别。
之前一个小时里，曹明秀刚有气无力地讲述了她和丈夫一起经营的慈善事业是如何走入绝境的，而随后赶来的黄鹤要了一瓶啤酒，大口大口喝着闷酒。
夫妻俩自嘲是慈善界里的唐吉诃德。他们不知道，“唐吉诃德”也要面对各种质疑：“为什么要借高利贷办慈善？”“我们把钱捐给她，她用来做企业赚钱怎么办”……
打包带走半个烤馒头片
曹明秀早已是个名人。
这位老家山东青岛、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财经专业的博士后，一年多前与丈夫黄鹤一起创办日新汪唯基金。除了资助北京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老师外，她还带领女工兴办家政公司。而丈夫黄鹤也是个慈善名人。
但前不久，曹明秀突然在微博上求助：“一年半了，自从我博士后出站，每天好几拨债主围追堵截我的家，甚至半夜2点110也来了，我带着孩子和老人，撑不住了！不后悔，但是很伤心！”
“我的先生为了农民工子女教育办行知学校(2008年无偿捐给社会)和农民女工就业欠债90多万元，我不得不利用爸妈退休金帮他还了50多万，还有40多万债无法还清，不得不去借高利贷。”曹明秀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做慈善，用得着借高利贷吗？”11月15日晚，记者在与曹明秀夫妇见面时，也带着这样的疑问。
“为什么要借高利贷？假如你再不来，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曹明秀疲惫中带着急迫，而每一个记者的到来，对她来说仿佛都是一针强心剂。
距她发微博求助还不到一个星期，他们的办公室已经关门了，他们为家政女工租的万科·星园的宿舍，也因为缴纳不起每月高达6000多元的租金，而收到了房东的逐客令。
在这之前，曹明秀夫妇负责补贴的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126名老师，已经四个月没发工资补贴了。
“我们是借了高利贷，利滚利月息能到40%，给老师发工资补贴，给家政女工们租房子。本来我以为能马上还上，但是今年我们没有拿到一笔捐款，尤其是在郭美美事件之后，我们这个基金资金链断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黄鹤感慨说，每到半夜，讨债的人就会来敲门要债，他觉得自己更像是温州跑路的老板。
说完，黄鹤把酒一饮而尽，自称是慈善界的唐吉诃德。“过几天，债主们还会来，可一些失去补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也许不会再来了。”
虽然桌上最后只剩下一点点菜，但他们还是打包带走了，其中包括剩下的半个烤馒头片。
8个月没有筹到一笔捐款
“假如汪唯先生没有去世，事情远不是这个样子的。”曹明秀反复对记者说。
一年多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希望捐资发展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北京道亨公司董事长汪唯，与设计发展家政女工培训计划的黄鹤相识，很快两人一拍即合。
“汪先生帮我提供家政女工培训就业支持，我帮汪先生捐助并发展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
黄鹤说，按照他的设计，他在创办一家具有慈善性质的社会企业。在他所设计的社会企业中，包含一个公益基金、一所家政女工培训学校、一个家政社会企业。家政女工培训学校的培训是无偿的，而家政企业是用来赚取利润的，然后再用它赚的钱，去补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
这个类似公益企业集团的项目，当初设定分为三年完成，总投资600万元，全部由汪唯先生捐赠。而先期投入200万元，分别启动家政女工培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招募和工资补贴。
启动资金100万元刚刚到位，汪先生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随后的捐赠计划全部搁浅。
就在黄鹤与曹明秀四处筹款，试图挽救这个慈善项目时，郭美美事件发生，让汪唯慈善基金8个多月没有筹集到一笔捐款，资金链条彻底断掉。
“我们就拿着这100万元，然后自己又掏了100万元来维持家政女工就业计划和5所小学126名老师的工资补贴，每月的维护费用就超过10万元。”曹明秀说。
通过办企业赚钱搞慈善，这在目前条件下，还是一种尝试。而断掉捐助的社会企业，只能独自在商海里搏杀。
黄鹤懂得，社会企业一旦开启，它背负的就是一个持续要钱的慈善“深坑”。但他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陷入困境，然后借高利贷，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中。
“穷”慈善养的“富”企业
而曹明秀夫妇所面临的困境，他们所培训的女工却是一无所知。
“我们从来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想都没敢想过。”北京上元小区，一套140平米装饰一新的宿舍内，已经上岗挣钱的河南濮阳籍女工张景芳和妯娌笑得很开心。
与一般的家政公司相比，曹明秀办的农民女工培训学校和家政企业是免费培训、免费提供住宿的，而且住宿条件很好。
“我为什么要租这么好的房子呢？你看这些女工，她们以前住地下室，整天不见阳光，把身体都搞坏了。有些人说，只要她们挣到钱了，睡大街她们都愿意，这就是不尊重女工。我要她们快乐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黄鹤说。
让张景芳高兴的不仅是因为居住环境比大学宿舍还好，而且她上个月拿到了3600多元工资，比她男人在老家种三个月地的收入还高，这很让张景芳扬眉吐气。
按照当初的规划，这些女工所挣工资的一部分，要成为北京雨竹、明欣、东方红、汇蕾和金榜5所农民工子弟学校126名老师的工资补贴。
由“曹老师和黄老师”负责全国招募来的5名校长和126名老师，都要求持有教师资格证，并有大专以上学历。他们每月从黄鹤手中领取300至600元工资补贴，这样一个老师的工资能拿到1600多元，还包吃住；而校长则在原有的2000元工资之外，再领取2000元补贴，每月能拿到4000元左右的薪金。
陈老师是去年从河北应聘而来的一位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她很感谢黄鹤，但她说自己只是在为慈善“打工”，毕竟在北京也要生存。现在，她和其他老师都在等黄鹤夫妇的消息，如果工资降到以前的每月1200元左右，她就不干了。
此时，距离曹明秀夫妇断掉工资补贴已经四个月了。
而这也正是黄鹤最担心的。他说，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流失率每年达到50%—80%，全北京有170多所这样的农民工学校缺少师资，有将近15万适龄打工子弟的孩子等待念书。而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提高教师工资，留住他们。
“我的设计是，一个家政女工培训出来，以现在每小时工资18元、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我们从中每小时抽取3元钱，这样1个女工每月为企业创造利润就是720元，而20个女工产生的利润就是14400元，这笔钱足够一个门店的运转，并且还有盈余去补贴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工资。”黄鹤对记者说。
可这些数字目前仅仅停留在纸上。根据记者粗略统计，虽然黄鹤目前开了两处家政门店，员工有四十人，但仅在市区租用的女工“课堂”、宿舍以及办公场所的花费每年就达30多万元，而5所学校126名老师和校长的工资补贴，每月需要8万元。
黄鹤无奈地说，由于这种商业性质的慈善组织刚刚出现，社会上认为这类组织可以赚钱而不愿捐款，银行和投资公司则认为这类“企业”没有高利润而不愿投资。
“我总是在想那些即将失去老师的孩子，你能就这样放弃吗？”
谁来保住社会企业的“清白”
在这几个月的风雨飘摇中，黄鹤曾向众多企业求助，而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信任”。“他们担心把钱捐给一个商业公司去赚钱，而赚来的钱没有捐助给慈善事业。很多人更希望像陈光标(微博)那样直接去发钱，这样既保险，又有‘面子’。”
而郭美美事件的出现，无疑是雪上加霜。
“仅仅是公益性营销，就出了郭美美这样的事情，更不要说社会企业了，连审计严格的上市公司财务都可能造假，我们怎么相信社会企业的良心监管呢？”独立学者崔志如坦言，目前公益慈善组织尚且缺少法律监督，更何况是刚刚出现的社会企业。比如社会企业打着慈善之名，利用社会企业资格偷税漏税、非法募集捐款进行商业投资，以及挪用和盗取公众捐款，这些方面，仅靠公开账目是远远不够的。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主任王名很赞同社会企业的发展路子。他认为社会企业不应该成为一种道德“试验品”，而应该在社会、政府、企业三者监督下，保证社会企业的“清白”。毕竟社会企业的规模不大，利润方式透明，只要有法律规范和必要的监督，是可以信任的。
黄鹤曾经多次去社会企业发达的英国调研。他告诉记者，英国目前社会企业数量超过60000家。英国社会企业的年营业额达到270亿英镑，按照法律规定，这部分利润绝大部分都将用于慈善事业本身。
但在各项制度和监管措施还不完善的中国，谁来监督曹明秀和黄鹤的这笔“良心利润”？
即使能自证清白，黄鹤创办的家政服务公司也面临市场的各种挑战，而在社会企业发达的香港和英国，社会企业的扶持更多依靠政府。
“在香港有一些社区工厂，帮助失业人员、残疾人就业，这些人可以为本社区提供家政、保洁服务，或者生产一些本子、铅笔等产品，而政府一般是社会企业的服务和产品的买家。”崔志如说。
就在曹明秀发微博求助后，共青团中央和中华慈善总会西部扶贫基金会有关人员找到黄鹤夫妇。中华慈善总会西部扶贫办主任朱方园对记者说，之所以愿意帮助老黄，那是因为我们信任他。
而这次“柳暗花明”并没有让曹明秀夫妇有丝毫轻松，接连碰壁的他们早已知道，个人信誉或许能够拯救自己一次两次，却不会长久地救下去。“我不希望我个人的失败影响社会企业整体的声誉，只是希望能走通这么一条路，让后面的朋友走得更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