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丙奇
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1997年全国农村小学数量为512993所，2009年为234157所，减少学校数合计278836所，总量减少了一半多，平均每天减少学校数量为64所。（中国青年报12月24日）
这是一个社会早就该关注的新闻，但遗憾的是，在没有接连不断的校车事故发生时，并没有多少人对发生在我国乡村的教育大调整——“撤点并校”引起关注。多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撤点并校”隐患很大，但忙于追热点的媒体，并没有集中关注这些问题。现在有评论称，日均减少64所学校，是一种警醒。但谁都知道，近28万所乡村小学因撤并而“消失”，已经很难逆转。这种木已成舟之后的警醒的价值有多大，实在值得怀疑。
也有一些专家，建议评估10年“撤点并校”。这种评估有其必要性，但我也不清楚这种评估，会对改变现状有怎样的价值。对于教育决策来说，把学生作为试验田的思路是不可取的，由于其影响千家万户，关乎民生切身利益，必须谨慎、理性，广听意见、反复论证，尽可能避免明显可以遇见的问题。
客观而言，我国乡村学校的“撤点并校”早在推出时，就遭遇质疑。虽然政府部门解释这是农村生源减少的必然选择，一些自然村上学的孩子锐减，当地的学校招生严重萎缩，而且有着诸多好处，比如整合乡村教育资源，（让村上的孩子到城镇求学）提高教育质量。但是，很多乡村居民并不买账。具体原因包括：孩子上学路程遥远，上下学花在路上的时间太长，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上学成本增加，与此同时，合并之后的学校教育质量并没有提高，本来的“小班化”教育被“大班化”，甚至“超大班化”替代。一些地区的村民甚至以自办学校的方式来抵制撤点并校，但是，众多乡村学校，还是被“强制”撤并。
“撤点并校”的负面作用随着这一政策的推进持续发酵。比较显著的问题有四：其一，一些乡村地区出现辍学率回潮，上学路远，一些家庭干脆不让孩子上学了；其二，校车问题日益突出，由于政府没有在撤点并校时考虑配备校车，不少孩子只能坐不合格校车、黑校车上下学；其三，低龄寄宿在乡村变得越来越普遍，但由于寄宿硬件条件较差、与寄宿相配套的心理辅导、生活服务没跟上，乡村寄宿生存在较严重的心理问题；其四，朗朗书声在很多农村消失，农村越显缺乏生气。
上述这些问题一直被关注教育问题的学者和乡村居民提出，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08年，广东才暂缓强制撤点并校——这意味着此前是“强制”撤并，直到2009年，国务院对农村“撤点并校”提出要求，要注意从实际出发，防止“一刀切”或“一哄而起”。要求各地要制定三年总体规划，根据城镇化发展和人口流动变化的趋势，促进学校合理布局和结构优化。涉及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而在前不久开始征求意见的《校车安全条例》提到解决校车问题的一条措施是，“调整学校设置规划，保障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缩短上学距离，减少交通风险。”这是政府部门间接承认“撤点并校”增加了学生的交通风险。
如果在“撤点并校”时，就能有这种考虑，该有多好。但恐怕很难。首先，就教育利益来说，在笔者看来，各地政府之所以十分积极地“撤点并校”，在于想由此减少办学点、进而减少教育投入，更方便地管理学校，可是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的思路，未来一个县可能只办一所小学、一所初中和一所高中，只要既好管理，又突出“大规模”办学政绩，还攻克了义务教育均衡难题——只有一所学校，何来校际差异？但这不是办学，而是办工厂。
其次，我国的教育决策机制，虽说要听老百姓意见，但听不听以及听了之后采不采纳，主导权在行政部门。福州市台江区内一所投资1500多万元，刚刚全部完工的现代化小学即面临拆迁，就充分说明了这种决策机制的运作模式。
舆论把“撤点并校”和校车问题，归为因果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由同样的教育利益格局和教育决策机制造成。教育决策如果只顾制定机构的“利益”，而不尊重教育规律和受教育者权益，就会出现各种形式的漠视受教育者权益事件。只有改变教育决策机制，给受教育者（家长）参与教育管理、决策、监督、评价的权力，才能让受教育者的权益得到切实维护。这才是撤点并校的教训，值得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吸取。来源：央视网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