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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璀、蓝德健
《英华大词典》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没有丝毫联系，但是《英华大词典》的编者郑易里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者聂耳却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930
年聂耳在昆明上中学，那时的聂耳已经显露出极高的文艺天赋，吹拉弹唱、演剧，扮男角、女角，无所不能，经常活跃在舞台上。他因积极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运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
18
岁的聂耳为躲避当局的迫害，于当年
8
月
1
日从昆明来到上海。聂耳到上海后便经常和郑易里在一起，一是因为他们是玉溪老乡，在玉溪搞活动时见过面；二是因为聂耳的三哥聂叙伦跟郑易里不光是好朋友，还有着一层亲戚关系，聂叙伦是郑一斋（郑易里的二哥）的大女婿，也就是说，聂叙伦是郑易里的侄女婿。所以，尽管郑易里只比聂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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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但从辈分上讲，他比聂耳长一辈。那时候郑在上海已站稳脚跟，在黄浦江附近的法大路开着一家商栈，专门批发云南的土特产，同时也为在昆明的二哥和五哥办货，经济上自然比较宽裕。聂叙伦知道郑易里在云南是中共地下党员，思想上牢靠，所以就把聂耳托付给郑。聂耳
1930
年夏到上海，
1935
年春赴日本，也就是说在聂耳生命的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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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跟郑易里的关系最密切，在聂耳的日记里多次出现“郑”、“雨笙”、“笙”、“重良”等字样，那都是指郑易里了。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看出他对郑非常信赖和崇拜。
由于中共云南省委被彻底破坏，郑在上海跟党组织接不上关系，又赶上上海出了个大叛徒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委委员），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彻底破坏，很多共产党人被抓、被杀，一片白色恐怖。但郑仍然坚守着革命理想，除了做生意，他还参加上海闸北区“反帝大同盟”的工作。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思想不成熟的年轻人很容易堕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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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聂耳年纪轻轻，涉世不深，郑生怕他走上歪路，同时也知道聂耳在昆明参加学运，于是就介绍聂耳参加上海虹口区的“反帝大同盟”，还告诫他工作再忙也不要放弃学习，尤其是外语。
聂耳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云丰申庄负责采买，并往昆明发货，每天四处奔波劳碌，住所简陋，环境嘈杂。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在一家业余学校报了英语班，上了一次课后，发现这个班教授的英语程度太浅，还不如自己的水平，完全没有必要再在这儿学习。郑知道后就劝他：“学日语吧，中国人学日语相对容易些。”于是聂耳又报了一个日语班，郑为他买了《日文典纲要》等参考书。上了几个月的课后，聪明的聂耳便摸到了这个日语班的底数，觉得还不如抱着《日文典纲要》自学好，有问题还可以问七叔，于是他跟郑约好每星期三、六请郑为他解难释疑。除此外聂耳还经常跑到日本人成堆的四川北路听日本人交谈，学习他们的发音和语调。聂耳还自学小提琴，他因帮家乡好友在上海租赁电影片，得到
100
元酬金，一半寄给家乡的母亲，另一半买了冬衣和这把小提琴，此后他便每天坚持练琴。
聂耳的住处离黄浦江码头不远，一天晚上郑去找聂，天气又热又闷，二人便到黄浦江码头去乘凉谈心。忽然聂停止说话，好像发现了什么似的举起一只手拦在郑的面前，轻声而又短促地说：“听！听！”原来在风声、浪声、汽笛声中飘扬着一种优美有力的旋律，那就是不远处码头工人搬运货物的简单、重复的劳动号子，听了一会儿，他连声说：“美妙极了，美妙极了！”郑在昆明的时候就知道聂耳是学校的文艺活跃分子，但想不到他对音乐有这么深的感悟，竟能捕捉到生活中的旋律。
不久云丰申庄因做走私生意被查封，聂耳的生活没了着落，便在报上苦苦寻匿招聘广告，当他发现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其中包含明月歌剧社的班底）招考练习生的广告时便欣喜若狂了，正式录取后“供给食宿，按月津贴零用十元”！这样不光生活不愁了，还恰合自己的兴趣。于是聂耳欣然前往报考且顺利被录用，他自然十分高兴。从此聂耳的生活就变成了排练、演出，业余时间向社内小提琴老师王人艺学习小提琴，练习钢琴，跟同事一起看看电影，在宿舍里聊天说笑，艺人们都是很会“耍宝”的，在这方面聂耳似乎更胜一筹。
郑看聂在歌舞班变得有些浮躁，总是东撞一头西撞一头的安不下心来，于是就给了聂一本外文书让他帮忙翻译，书名《发明》。聂拿回去，几次拿起来又放下了，实在提不起兴趣。一天他去找郑，想把《发明》还回去。到了郑那儿，郑笑着问他：“你有时间吗？”聂告诉他自己还没有动手翻译这本书。郑鼓励他说：“你现在英文、日文都有一定基础了，通过翻译一些简单的文章，你的水平会提高得更快。趁你现在还年轻，抓紧提高水平，一旦有需要时马上就能派上用场。”接着他们又聊起各自的年龄，两人相差
5
、
6
岁，郑说：“我在五年之内不知要做多少事哩！”聂心想：我何尝不希望这样，可总是潮涌奔放地沉浮不定，我该如何上进呢？郑觉得聂所处的环境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但他还是要求进步的，只是因为年轻，精力旺盛无处发挥罢了，聂耳很聪明，只要引导得法，他会很有前途的，特别是在音乐方面。
平时郑在和聂耳接触时，经常跟他讨论人生哲学观点，勉励他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看一些哲学书籍和进步书籍。
1931
年夏，聂耳回顾离开家乡一年来的情况，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背驰原定的路线，我放松了某一种中心思想的发展。
……
”，“不论你从哪条路跑，你对于哲学基础的不稳定，终于是难得走通的。”“新的脑子要随时装上新的养料，才能向着新的轨上（目标）发达。”当他和郑说起这些想法时，郑说：“我也时常觉得脑子里有饥荒，我们都需要正确的思想养料。”聂耳决心加强学习，跟郑借了《反杜林论》等书籍来读。几个月后，他在日记中用英文写道，大意是：“过去的聂守信，不是现在的聂耳。”聂耳是决心要奋起努力了。
1932
年受战争的影响，联华影业公司决定节员简政，遣散了联华歌舞班，仍恢复为明月歌剧社，聂耳被选为音乐研究股的执行委员，他终于站到从事自己喜欢的音乐事业的位置上了。
1932
年的“一·二八”事变对聂耳的思想有很大震动，促使他再次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他在日记里写道：“每天花几个小时练基本功，几十年后成为小提琴名家又能怎么样？你能鼓起劳动群众的情绪吗？”面对抗日救亡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的责任，聂耳认识到个人的艺术道路必须和时代结合起来才有意义，于是他整天在想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可是明月歌剧社还是在演脱离社会现实的节目，完全没有反映人民群众要求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聂耳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见面，便开始了他在“左联”的活动。他以“黑天使”等笔名对明月歌剧社的领导黎锦晖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忠告，引起黎锦晖的反感，黎锦晖发现“黑天使”就是聂耳以后，便找聂耳谈话，很严厉地对聂说：“你既然吃我的饭，就不应该骂我！”聂耳说：“我何尝是骂你，我不过是希望你改变改变作风罢了。难道你丝毫没有感觉到时代已经不同，靡靡之音已经没有生命了吗！”聂耳深深感到黎家班的“饭”毫无意味，便毅然离开了明月歌剧社。
一天早上，郑和聂耳还有一些云南老乡到黄浦江码头为郑的六哥郑子平去日本深造送行。聂耳受到启发有了北上的念头，想到北平看看，那里有没有他所追求的事业。郑很支持他，给他
100
元钱作为盘缠，当时上海到北平的火车票只需
18
元，
100
元是笔不小的数目了。聂耳通过钱千里把打算北上的决心告知上海的“左联”，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上海“左联”又通知了北平“左联”的负责人之一于伶，请求他们给予聂耳帮助。临行前的晚上郑特地给聂耳送来一封介绍信，是写给郑在北平的亲戚的，可以帮助聂解决住的问题。聂耳想这
100
元也包括在北平的生活费，路费能省就省吧，于是便舍弃坐火车，而是买了便宜的轮船票。第二天，即
1932
年
8
月
7
日下午
4
点多，聂耳坐上开往天津大沽口的汽轮，暂别了曾留给他无数回忆的上海。
到达北平后，聂耳住在宣武门外的云南会馆里，在云南老乡的陪伴下游览北平的名胜古迹，多次去天桥看民间艺人的表演，体察、倾听劳苦百姓发自内心的呼声，还向俄籍私人教师托诺夫学习小提琴，并多次观赏北平的中外音乐会和戏剧演出。
9
月
5
日聂耳给郑写信汇报在北平生活近一个月的情况，内容都是北平怎么好玩，因贪凉，冰激凌、刨冰吃得过多得了痢疾等，并说想回上海。
9
月
11
日他接到郑的回信，信中责备他说：“你才刚到北平，不该这么快就回来。”郑的意思是既然你去北平的目的是找发展机会或深造机会的，现在什么事都没做就回来，有点不应该。
9
月
13
日
聂耳去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在当天的日记里他写道：“明天要考试了，什么也没有预备，在三十三号鬼吵鬼闹玩到十二点才睡。”（注：大家在一起聚会，送别好友去日本）
9
月
14
日
要赴考场的当天早上才去借毛笔、墨盒，这样去参加考试，当然没被录取。
从
9
月中旬起聂耳参加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左翼音乐家联盟的排练演出和组建活动。来北平一个多月了，他一直找不到工作，
100
元钱也快花完了，当然小提琴也学不成了。当时他周围有不少人动身去日本深造，他也就萌生了去日本学习的想法，他托人捎信给郑问询意见，又在
10
月初去信要求向郑借
200
元钱，去日本深造，深造不行再回上海。到了
10
月中，他愈发急切地盼着郑的回信，到了
10
月
21
日他实在耐不住还给郑发了电报，催郑给他汇
200
元钱来。北平的十月底已是寒风刺骨，别说买冬衣，就是吃饭都捉襟见肘了。
10
月
25
日他终于接到由李生萱（艾思奇）转交给他的郑的来信。郑在信中对他在北平的状况表示同情，然后郑帮他分析了赴日的可行性，认为他的日本之行单纯打算去学校学习，
200
元是区区小事，但后续费用呢？郑仔细给他算了一笔账，这些都是聂耳没想到的，聂耳的赴日行程只好暂缓。
10
月底郑给聂耳汇去
30
元钱，叫他回上海商议以后的事宜。
11
月
8
日聂耳回到上海，由于没有马上取到行李，便到郑处借宿。两人见面异常高兴，聂耳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他们聊了很多，郑给聂分析了他目前的状况，肯定了他在北平的努力，告诉他目前你只是在音乐方面迈出了一小步，没考上北平大学国立艺术学院，说明你还有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去日本深造困难会很大。第二天聂耳临走时，郑语重心长地对聂耳说了一句话：“你要努力呀！”聂耳听后受到很大触动，是呀，出来两年了，到现在自己生活还要依靠别人，在音乐方面付出不少，写了一些音乐评论的文章，但仍只是一个小提琴手而已，仍没有什么大作为，只有更加发奋努力才行。
两天后聂耳找到“左联”的田汉，当时中共上海中央局为了扩大革命文艺的传播与影响，占领观众最多的电影阵地，拍摄进步影片，便陆续把左翼文艺工作者输送到电影战线。田汉一看聂耳来得正好，就把他推荐到联华影业公司一厂，担任影片《除夕》的场记。
1933
年初田汉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天聂耳在郑易里家吹口琴，郑听他吹得很好听，就问他复音是怎么吹出来的？聂耳说
:
“我从前也很奇怪，总以为人家的口琴好、构造复杂，自己的口琴不好、构造简单，实际上才好笑呢，其实就是舌头的作用呀！在没有买书看以前，总不知道嘴里还有一个舌头，看了书以后，才奇怪自己怎么这么笨，吃饭咬痛了舌头，还嫌舌头在嘴里绞呢。”郑和聂讨论着，由“舌头的发现”推理到其他，认为只要努力学习，还可以发现不少能力。郑易里鼓励他说：“在音乐上，你没有发现出来的能力一定还很多，比如歌曲吧，你既然不满意黎锦晖，可想见你已经具有一种潜能，这潜能已在你心中发痒，使你对歌曲怀有新的要求，你不妨找本书看看，练习一下。”郑的一番话，如同为焖在黑暗中的人打开了一扇射入阳光的天窗，为聂耳挖掘自己的音乐天赋指出了方向。聂耳受到郑的启发就找一些与作曲有关的书来看，练习作曲。自此聂耳在联华影业公司干得越来越顺手，才几个月的功夫，就从场记做到音乐股主任，还为电影《母性之光》创作了插曲《开矿歌》，这是他创作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受到导演和观众的好评，聂耳的音乐天赋开始放出异彩。
不久公司派他为影片《渔光曲》配乐。聂耳便跟着导演蔡楚生到宁波石浦拍外景。不巧聂耳生起病来，嗓子肿痛，发着高烧，连吃饭喝水都难以下咽，找当地的中医、西医都看过，从公司借出两个月的薪水都花掉了，不但不见效，反而越来越重，他只得跟导演请了假，自己勉强撑着病体回到上海。因为没钱，不敢去医院看病、住院，只在红十字会花两毛钱挂号，配了点漱口水来消肿。生病期间，聂耳回想来上海的几年，不仅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现在还病成这个样子，不觉伤心地哭了起来。郑易里想着聂耳，计算着日子，觉得他该回上海了，就去霞飞路看望聂耳，进门一看，聂耳骨瘦如柴地躺在床上，正在哭泣。聂耳一看郑易里来了，便面露喜色，比着手势勉强向郑解释自己的病情，郑让他张开嘴察看，不过是扁桃腺发炎罢了，郑就把家乡有名的“阮氏上清丸”给他吃，没有想到，聂耳连吃
4
天之后，病就痊愈了。
聂耳大病一场，超前支出了两三个月的薪水，耽误了一个月的工作，他觉得该好好安下心来干一场才是，便开始静下心来进行音乐创作。聂耳完成了《渔光曲》的配乐后，又为话剧《饥饿线》作插曲《饥寒交迫之歌》，为女报童“小毛头”作儿童歌曲《卖报歌》，这以后聂耳的音乐创作便一发不可收。从
1934
年
4
月
1
日至
1935
年赴日，聂耳与任光、安娥一起组织出版了一批进步歌曲唱片，为多部进步影片录音配乐。为影片《风云儿女》所做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在
1 949
年
9
月
27
日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确定为国歌。
聂耳一生中的创作，绝大部分都是在
1933-“1935
年之间完成的。这期间，正是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时期，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进行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疯狂的时候。聂耳始终站在革命的前列，在他创作的歌曲中，表达了人民的呼声，民族的怒吼。
聂耳的革命活动，很快就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遭到国民党的追捕，当时聂耳的好友张天虚（张鹤）也因遭到国民党的追捕而做好了赴日的准备。聂耳以找他在日本做生意的三哥为名，去日本进行学习和考察，于是他俩决定结伴前往日本。当时孙师毅、贺绿汀、赵丹、唐纳、袁牧之等人冒着危险，特意在扬子舞厅为聂耳开了送别会。
1935
年
4
月
15
日
清晨，聂耳从公平路的汇山码头登上了日本油船“长畸丸”。临走前，聂耳将自己暂时不用的物品，包括日记、来往信件、照片等都寄放在自己最信任、最亲近的长辈郑易里处，郑则嘱咐他到日本应该注意的事，他俩谁也不会想到这次分别竟是诀别。
20
世纪
50
年代末，郑易里将这些非常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提供给《聂耳》电影编剧。—直到今天，这些材料都是研究聂耳的重要资料。
“长畸丸”号飞快地朝着吴淞口驶去，聂耳又一次虎口脱险了。
4
月
1 6
日下午
l
点
l0
分，聂耳到了长畸，
4
月
1 7
日下午
3
点到神户，夜晚
10
点坐火车去了东京。
聂耳在
7
月
15
日的日记中制定了四个“三月计划”：
第一个“三月计划”是“学习日语，熟悉环境。”从他日记可以看出，“按照目前说日本话的程度，已是超过意料之外。”自己很满意。
第二个“三月计划”是“培养读书能力”，同时加紧“音乐技术的修养”。他在日记中写道：“快快找到先生，钢琴继续练起来，和声学开始学起来，这样便宜的生活费、学费，不抓紧努力等几时。“
‘
第三个“三月计划”，翻译试作，作曲（唱歌，乐剧）。
第四个“三月计划”除继续第三个计划外便是俄文学习，整理作品，做旅欧准备。
7
月
16
日
的日记里写道：“今天为第一个‘三月计划’期满之日，将过去三月工作做一检讨，大概得下面的结论：
1.
日语会话和看书能力的确是进步了。
2.
音乐方面因听和看的机会多便忽略了自己技术的修养。三个月来没有摸过一下钢琴，实在是莫大的损失。
3.
提琴练习时间比离国前那一向多，这倒是好现象。但始终是不够，没有先生是主要原因。
4.
没有作曲的原因是‘欺人自欺’的自觉‘尔为什么到日本来’。
5.
中文程度的重新清算，有相当的效果。
明天开始新计划，随时不忘的是读书、拉琴……”
不幸的是，
1 935
年
7
月
17
日年仅
23
岁的聂耳在日本东京的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溺水身亡。
聂耳的死，在中国留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1 1月4日在馆山北条町的中国留学生海之家内举行了聂耳的追悼会，聂耳的同乡、同学约50
多人参加了追悼会，有个女同学把《义勇军进行曲》一遍又一遍放着，似乎里面饱含着大家所有的深切哀痛。
中国国内媒体极大地报导了聂耳不幸去世的消息。8月16日聂耳追悼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剧场里挤得水泻不通，主持大会的是明生影片公司董事之一周剑云。他在致辞中沉痛地说道：“今年是电影界最不幸的年代，损失了三个重要人物，不可缺少的人物。一个是阮玲玉女士，一个是郑正秋先生，一个是聂耳先生……在这国内艰难的时期，正需要有为的青年去努力……”被称为“聂耳之后继者”的吕骥讲述了聂耳的创作生涯，郑易里代表上海云南同乡会和遗族介绍了聂耳的生平，做了“黑天使之死”的悼词。蔡楚生在读悼词时极度悲痛使他哽咽得几乎说不下去，最后胡萍和龚秋霞演唱了聂耳作曲的歌曲，整个大会在悲哀严肃、庄重的气氛中进行。
8
月底聂耳的骨灰和遗物由郑子平和张鹤从日本带回了上海，暂放在郑易里的货架上。为了将聂耳的骨灰和遗物送回昆明，1936年底聂叙伦来到上海，虽然此时聂耳过世已一年半，但是面对弟弟骨灰的时候，聂叙伦心中的悲痛是无法抑制的。聂叙伦在郑易里处住了几天，他找到聂耳生前的几个朋友，询问他们聂耳是否还有欠款没还，所幸的是，聂耳生前在朋友和公司那里未欠一分钱。聂叙伦把骨灰邮寄回昆明，安葬在昆明西山美人峰。
聂耳生命中的最后
5
年，是在上海度过的，郑易里既是聂耳的长辈，又是聂耳最亲密的朋友，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学习上的督促，思想上的及时点拨，经济上的支持，最重要的是为聂耳指出了挖掘自己音乐天分的正确方向，这样聂耳才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两年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优美动听、反映劳苦百姓心声、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歌曲。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易里就是站在聂耳身后不断督促、鼓励和推动他前进的人，聂耳年轻的生命因此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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