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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褪色的记者:媒体行业陷入彷徨尴尬境地

  • 时间:2013-11-11 新闻来源: 热点资讯网
  • 褪色的记者

    当昔日的光荣与梦想退去,媒体行业陷入让坚守的人彷徨、离开的人怀念的尴尬里。而刚刚发生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事件,更是让媒体业观察人士展江(微博)感叹,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却在这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

    记者_郭丽萍 北京报道

    ”前记者”王以超曾跟同事打趣,在中国过“节”的起码都是弱势群体,记者节的设立意味着正式承认媒体人的弱势地位。

    2013年11月8日,是中国的第14个记者节。在今年这个节日之前的周末,王以超偷空去了趟丽江。在微博里进行了一番丽江美图轰炸之后,他被朋友任威风调侃:双11大促迫在眉睫,你居然敢去旅游,太过分了!

    记者节与这两位前媒体人已经没有关系,他们选择了很多媒体人的转型路子—进企业,做公关。王以超成了京东公关部的副总监,而任威风是哇哈哈集团的企业品牌总监。如今与王以超关系更密切的,是紧随记者节之后的“双11购物狂欢节”。

    王以超与任威风在媒体从业的这10来年里,他们共同亲历了这个行业从发展迅速、理想主义激荡的黄金期,衰退到如今纸媒前路渺茫同时为官商腐败所侵蚀的危机中。

    当昔日的光荣与梦想退去,媒体行业陷入让坚守的人彷徨、离开的人怀念的尴尬里。而刚刚发生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事件,更是让媒体业观察人士展江感叹,笼罩在中国新闻界头上的阴霾,却在这个记者节来临时特别浓密。

    离开媒体

    《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他的《打铁记》里感慨,传媒这个行业的悲凉之处在于,即使为时不长的十年新闻苦旅,已经迎来数拨应届生,并又目送数轮改行者,自己不经意间成了“前辈”。

    资深媒体人石扉客(微博)将当下媒体人转型的主要出路,归结为三条:做公关、做公益、做公务员。

    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再到企业公关,王以超的转型路径完全符合石扉客总结的规律。对于本科、硕士读的都是物理专业的王来说,当初入行做新闻本来就是改行。在媒体14年的从业生涯里,他先后供职过《羊城晚报》、中新社、《财经》杂志、财新网、腾讯网、《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除了广播电视,几乎所有的媒体形态他都做遍了。

    在改行前,王以超做过许多公司和企业家的报道,但越做他“对企业内部管理能真正了解多少”的困惑就越多。抱着想到企业去,从内部看看企业的管理和运作的想法,今年4月,他离开媒体,加盟了京东的公关部。

    现在,转型后的王以超身着衬衫、西裤,戴着工作牌,出入于朝阳区的高级写字楼。如果他不提起,很少人猜得出他曾经是个记者。他说话语速很快,不时夹带着些英文单词。王以超说他喜欢现在这个成长中的行业,变化快,有新鲜东西,还能找到学习的激情。

    进入企业之后,对于已经离开的媒体行业,王以超有了更加清晰、职业的认识。“我们做传统媒体的时候,经常会批评公司的管理很差。做过门户网站和企业之后会发现,传统媒体的管理其实是最落后的,还停留在手工作坊的水平上。传统媒体的人还是挺自我的,有精英思维,在互联网做产品,还是要快速响应用户需求、对技术敏感。”

    前调查记者孙春龙(微博)比王以超早两年离开媒体,但他走了另外一条路。离开《瞭望东方周刊》之后,他专注做“老兵回家”公益,现在是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理事长。

    孙春龙承认,从记者到公益人士,这个转变非常痛苦。虽然现在的收入只有以前的一半,但更难的是心态的转变。“相对来说,媒体还是比较强势、拥有一点权力的职业,以前做媒体更多的是别人来求我们,身上多多少少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但做公益之后,是我们要去求别人。”孙春龙说。

    经过两年来的不停调试,孙春龙觉得自己的转型才刚刚基本合格,他经常受邀加盟新创刊的媒体,尽管每次心里都痒痒的,但他觉得已经没办法再回去了。“很多事件,我们一看都明白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果再让我做那些个案的东西,我提不起兴趣。谩骂、抱怨没用,更需要的是以个体的行动去做一些改变。”

    不过,孙春龙认为自己“还没离开这个行业”。从做记者到做公益,只是工作方向、方式发生了变化,目标、理想、使命性的东西从来没有变化,他依然会帮助弱势群体,依然会打抱不平。

    “殊途同归。”这是孙春龙在微博里为自己做的注脚。

    从光荣到尴尬

    生于1976的孙春龙,记者生涯中当数山西娄烦举报事件影响力最大。2008年,他在个人博客上发表《致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举报娄烦一起被人为隐瞒、拖延的重大事故。这封举报信的影响力远超出孙春龙的预料,以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亲自批示、娄烦十几个官员入狱告终。孙春龙也因此受到国家安监总局奖励,抵达职业的巅峰。

    孙春龙在这个行业工作了12年,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市场化媒体发展的黄金期,那时记者还是个充满光环的职业。从事调查记者一职20多年、被称为“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美国著名揭黑记者)”的王克勤(微博)说,中国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性报道,经历了2003年、2007年、2010年三个高峰期,这期间也成就了一批杰出的调查记者。

    在第14个记者节前夕,学者展江忍不住感慨起十年前英姿勃发的中国新闻界:借助孙志刚案件和“非典”事件,无论是官媒还是都市类媒体,调查记者大显身手,缔造了一段舆论监督的黄金岁月。

    2003年的记者节,央视隆重推出多名风云记者:央视的柴静、曲长缨、冀惠彦,新华社的朱玉,以及来自报界的王克勤、江雪、陈峰、赵世龙,齐齐登榜。“风云记者的精彩故事和讲述,娴熟的拍摄和激越的音响等元素,令这期节目成为一种新闻事业的励志片,激励了一代新闻学子。”

    王克勤归纳了调查性报道三个层面的价值和意义:微观上,捍卫公民个体的权利、尊严,甚至生命安全;中观上,影响公共政策,比如王克勤本人当年做的河北邢台艾滋病人的报道,直接推动血液管理办法的出台,《南方都市报》孙志刚事件的报道直接促使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宏观上,启蒙公众,最大限度地实现公众的知情权,让公众能更深入、全面、系统地认识真实的世界和社会。

    但是,近两年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在陷入尴尬与无力,进入最坏的低谷时期。王克勤提出4个指标供判断:两年多来,可圈可点的、像样的调查性报道,屈指可数;许多调查性报道的团队被解散(王克勤本人先后在2011年、2012年两次经历自己在所供职媒体组建的调查团队被解散);大量媒体的调查报道和深度版栏目被压缩甚至取缔;大量出色的调查记者去职。

    而且,孙春龙、罗昌平、王克勤这些调查记者都发现,媒体的报道已经很难能像早期那样影响到公共政策了。

    王克勤说:“以前一篇调查报道还能引起轰动、改变,现在不是这样了,很尴尬和无奈。比如现在报道强拆,但不少地方还将强拆进行到底,报道的当事人还被抓起来。这已经严重挫伤了很多调查记者的荣誉感和成就感。没有了成就感,还做着这样一份有风险、吃力不讨好、收入又比较低的工作,大家觉得很失望、特别没劲,于是选择了放弃。”

    即使是在2008年因娄烦举报信使自己一度陷入最危险和高压境地的时候,孙春龙对记者这个职业也未有过怀疑,但在一年多之后回访娄烦的时候,他感到了些许的失望。他发现,尽管有中央领导批示,媒体报道那么多,影响那么大,但最后这个事情的解决完全是个虎头蛇尾,好多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而且在查处这些问题的过程中,而是用另外一种腐败去掩盖前面的腐败。

    娄烦的举报信成为孙春龙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他对媒体行业开始产生很悲观的情绪。一方面,媒体生存受到很大影响,很多当年影响力很大的传统媒体,发行、广告下滑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未能见报的稿子越来越多。尽管离开媒体行业已经两年多,孙春龙说起这些依然忍不住叹气,“内忧外患吧。”

    孙春龙说,下个月他将到一所高校里做一个讲座,关于“理想”。 他依然认为“理想”是这个行业需要坚守的一种特质:“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羞于谈理想的时代,我觉得这是这个行业最大的溃败吧。我做记者的时候,有理想的人非常多。但现在没有一个记者会这么说,这么说会被嘲笑。

    在他担任调查部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召集新记者开会,他夸了一个年轻的记者“非常有理想”,得到的却是对方开玩笑式的一句反驳:你才有理想呢,你全家都有理想。大家都笑了。

    清贫的中产阶级

    2011年5月,孙春龙离开了《瞭望东方周刊》,离开了媒体。他本是希望借报道能让国家、社会的文明向前发展,但到头发现报道非但没能解决问题、推进问题改进,反而是让对国家绝望的这种悲观情绪在弥漫,因此“对自己的质疑和否定就越来越多”。

    据香港城市大学资助的项目《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

    而这个记者节前夕一波三折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抓事件,让本来已经尴尬、无力的中国新闻界,再添了一层“愁云惨雾”。长沙警方以“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为名异地抓走陈永洲,又高调在央视上将陈示众并宣布其供认收受金钱的事实,让原先力挺陈永洲的人士内心受伤,并使得中国新闻界的公信力滑入空前的低谷。出台新闻法的呼声再次响起。

    “这个社会记者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同时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前面有人在吸引你,后面还有人在推你。”孙春龙说。早在他采访娄烦事故的时候,曾有人开价20万,想让孙春龙放弃。

    “我之所以能坚守,可能是我感觉到自己不能失去底线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自己在从业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我不想让自己的职业声誉毁于一旦。但是换个角度想,如果他出的数字更大,200万、2000万呢,我是不是还能守得住?从人性的角度来讲,这个行业是很恐惧的,要面临这么大的诱惑、压力,忍不住的时候可能就会犯错。”

    孙春龙感慨,在这种环境下,这个社会不是优胜劣汰的良性发展,而是一些坚守底线的人反而被淘汰,受到的威胁更多,生活更窘迫,压力更大。

    王克勤的经历是这句话的印证。他的揭黑报道曾引来黑恶势力出价500万元人民币买他的人头,业内戏称他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调查记者”。但是,在今年2月被迫第5次离开所供职的媒体时,年届半百的他成了一名“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业。

    在王以超看来,做财经的媒体人,面临的诱惑可能还更大。进《财经》杂志之初,领导胡舒立就跟王以超他们说:“你要做一名真正的记者,就要有个心理准备,要甘于做一个清贫的中产阶级。”按当时的情况,《财经》的薪酬虽然不能让记者发财,但还是能够保证一个过得去的生活水平。

    2000年前后进入媒体的罗昌平和王以超,虽然收入不至于左右他们坚守还是离开媒体的选择,但他们也都看到了如今年轻记者所面临的新的尴尬情况。

    王以超记得,2000年《南方周末》驻北京的记者,很多月收入都达到一万多甚至两万,这个收入在那个时候可以买到北京三环以内的房子。但是到现在,北京的房价暴涨数倍,而大部分媒体记者的薪酬,基本还是10多年前的水平。

    “记者的收入跟不上房价的暴涨。最早记者可以在三环内房子,后来要跑到天通苑,到了去年这个时候,很多记者连通州的房子都买不起了,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房山、大兴,甚至还得靠家里资助。我接触的很多年轻记者,对买房已经失去信心了,不再考虑买房了。”

    王以超在财新网的时候,有个很优秀的编辑月薪5000多元,因为老婆要生孩子,尽管他不愿意离开财新网,但后来还是去了一家有8000多月薪的门户网站。

    “胡舒立以前说媒体能提供一个清贫的中产生活水平,但是现在连这一点都不能满足了。”王以超说,“我不是物质的人,但在媒体呆着,越来越能感受到新记者的无奈感,这个也是影响很多传统媒体人才去新媒体的原因。”

    为什么还要做这行

    今年早些时候,当《新京报》创刊十周年时,罗昌平把从《新京报》深度部出去的人拉到一个微信群里。他发现,这20多个人里,什么职业都有:有从采编转变经营的,有在家里待业的,有转型了好几次的,有自己开公司的,有当家庭主妇的,还有考虑移民的……

    在陈永洲被抓事件之后,在媒体坚守了十几年的罗昌平从来没有这么悲观过:“经济上和职业上的荣誉两方面的激励都没有,那为什么还要做这行?所以有一些媒体人宁愿改行去企业做宣传、公关等。而且问题是现在媒体经营不好以后,这个行业会更糟糕,行业的口碑会继续下降,敲诈勒索的情况还会增加,能踏踏实实做这个行业的人就更少了,所以,很难有原来被尊重的感觉,这是很可悲的。”

    在今年,33岁的罗昌平也不得不思考坚守和离开的问题:因为还是想做这块的东西,所以要么就自由职业,但是养活自己会比较难,要么是互联网,但很多80后都是互联网公司的副总裁级别,现在去没优势了。

    在孙春龙成功注册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的半年前,2011年6月,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王克勤的理念与孙春龙不谋而合:“从调查记者到公益,其实我的信念没有发生变化,我做的是同一件事情,捍卫生命的尊严。好多人问我,你怎么定义自己,我说我是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者。”做公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为了弥补在中国做舆论监督、调查报道面对的无限尴尬与无奈。

    记者节前夕,《南都周刊》记者联系王克勤的时候,除了像往常一样忙碌于公益上的工作,他正在浙江大学的新闻学院接受“卓越记者访问计划”。他打趣说:“老王同志蛮辛苦的,到浙大来休息休息,读读书。”

    这位新闻老兵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重操旧业。“虽然有波折,调查性报道在中国还是非常有价值、意义的一种事业,不仅仅是职业。因此我个人还是有非常浓烈的兴趣,还会用合适的方式延续做扒粪的报道和写作。我们不是为职业而新闻,我们是为人而新闻,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生活得更安全,更好,自由、幸福,有尊严、人权—是新闻的终极目的。”

    这就像那句在媒体人圈子里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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