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欣淼
1933年始，故宫博物院为防日寇劫毁，把约1.3万箱文物精品迁往南方。地迤万里，辗转颠沛，这批文化瑰宝才 得以基本完整保存。故宫文物南迁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整保护这批文物是抗战胜利的成果。故宫文物的保护过程，对于抗战精神的形成、民族认同感 的增强起到了积极作用。故宫在这期间举办的一些国内外展览，收到了良好效果，产生了重大影响。
保护中华文物根脉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即着手进行文物动迁的准备。1933年1月3日，日寇攻陷山海关，不久又大举进攻热河，故宫遂决定于1月 31日将文物南运，2月5日正式起运。在故宫文物南迁消息见诸报端后，舆论哗然，形成反对和支持两种声音，持续达半年之久。反对者认为，大敌当前，政府应 首先保护土地和人民，而不是古物；日寇入侵之际，政府将文物运出北平（今北京），会影响人心，引起社会不安。
故宫文物该不该南迁，争论虽然激烈，但其实质是如何看待故宫文物。在争论中，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故宫文物不是一般的“古物”、“古董”，而是国宝，是 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它的价值是不可用币值衡量的。故宫文物南迁是基于敌强我弱、抗日战争将是一个持久长期过程所作出的决策。有关部门认为，敌人入 侵，失掉土地还有收复的可能，而文物若留在原地不动，只有被毁损的危险。于是，故宫不顾一些人的反对，仍然坚持进行迁运。
故宫文物为清宫旧藏，是中国历代皇室收藏的延续与仅存硕果，它们以其宏富的古代器物、图书典籍、档案文献以及壮伟无比的紫禁城宫殿，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 成就和代表。故宫文物的最大特点为它们是中华民族创造的，是民族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是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与见证，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 根脉。因此,保护故宫文物，是保护中华文化根脉的重要举措。故宫文物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也正是中国人民对其竭尽全力保护的特殊意义所在。
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之光
故宫博物院在辗转流离中，仍然不忘博物馆的职责，在可能的情况下，努力办好文物珍品展览，以弘扬中华文化艺术，发挥博物院的教育职能。故宫在国外举办的 文物展，最重要的是1935年11月到1936年3月赴英国参加的“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东北已经沦陷，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举办这样的国际性展 览就更为不易。早在一年前,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为提升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倡议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除向欧美各国征集中国艺术品参展外，又 邀故宫及中国其他公私收藏共襄盛举。国民政府以此项展览将可敦睦中英邦谊，促进文化交流，应允参展。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交教育部与故宫博物院会同办 理，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由马衡院长及多位专家学者作为委员，负责征集、选定参展文物。此次参展文物总计1022件，其中故宫博物院735件。“伦敦 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开幕后，英王乔治五世偕王后、瑞典王太子等欧洲贵族名流，皆亲临观赏。在欧洲，“故宫文物首次正式作为民族艺术的再现”，并且展示了 当时“国民政府寻求国际政治认同的尝试与努力”。
1938年1月，故宫博物院又接国民政府行政院指示，选取文物精华参加“纽约世界博览会”。故宫遂自贵阳库房中精选历代书画卷册、清代档案文献等265件，编制了目录，准备参展。这年10月，由于武汉沦陷，故宫文物参加“纽约世界博览会”之事遂寝。
在国外的另一次成功展览是在苏联。1939年，苏联政府的艺术部门为提升其国内民众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抗战民心士气的了解，决定仿照英国办理“伦敦中国 艺术国际展览会”的方式，在莫斯科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由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筹备。故宫博物院自重庆、成都、安顺等处库房，精选商周铜器、玉器、唐代 以降书画、宋元缂丝等文物共100件，并编撰了图录说明。这些文物9月底运抵莫斯科。1940年1月2日，“中国艺术展览会”于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 揭幕，应邀出席的苏联党政军要员、社会名流、各国外交人员、文艺界与民众团体代表达3000余人。1941年3月，移至列宁格勒展出。两地展览均受到苏联 民众的盛赞。6月，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为保障文物安全，提早结束了在列宁格勒的展出。1942年，参展文物运回重庆。
在日寇空袭阴影下举办展览
故宫文物在赴国外展览前后，都要在国内展出，以飨民众。如赴苏联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的文物，回国后参加了“教育部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故宫博物院也尽力在国内举办展览。在把文物运往四川的西迁前夕，故宫曾选送文物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43年，故宫文物的展览就先后 有重庆书画展、贵阳书画展、成都特展等，以报答西南民众。这几次展览，共同特点是精心选择展品，认真布置展场，注重讲解宣传，在播迁中不间断地传扬中华文 化，藉此振奋民族精神，对当地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故宫西迁书画告别西南父老展览，就很有代表性。为了报答西南父老协助运输、保卫之劳，使其能饱览祖国文 化瑰宝，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特呈准行政院，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在陪都重庆举办了一次西迁书画告别展览会。精选书画作品142件，为晋唐宋 元明清名家之作。此外，宋高宗《赐岳飞敕》、李公麟《免胄图》、黄道周诗翰等关于民族意识的作品，以及有关西南人物或地方文献者，被重点选出参加陈列。在 展览会当场发送的《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上，“参观须知”第7条为“如有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显示出战时的独特氛围。这是故宫文物在抗战后方最重要的一 次公开展览。
正如马衡院长所说，这一系列国内外展览“结果不独在阐扬学术与国际声誉方面，已有相当收获，即于启发民智，增进一般民族意识，亦已有影响，成效颇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