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这件降落伞正是印证延安及边区的美术创作风格从欧化到中国化、从群众的不喜欢到喜闻乐见的实物见证。
抗战文物是抗日战争最为真实和直观的历史物证。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抗战与文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馆藏文物系列展”中展出的降落伞，便凝聚着抗战时期的历史记忆。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召开，各单位、部队陆续送来贺礼，其中就有这件降落伞——八路军第129师在上面精心绘制了图案，献礼中共“七大”。根据降落伞上的图案和文字，研究人员推断，它是于1939年10月，由刘伯承领导的八路军第129师在山西昔阳安丰村击落日军战机时缴获的，由日本藤仓工业株式会社于1938年11月制造，型制是九二式。
该降落伞上绘制的图案由伞边、伞顶的图案和伞中部七组绘画、文字构成，极富寓意。伞边由长城和火炬构成图案带。伞顶是舵轮图样。伞中部的绘画及文字近似于连环画，描述了1937年8月至1939年10月间第129师的主要战绩，其中第一组属于总述：上方有一颗红色五角星，内绘镰刀、锤子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左右写有文字“以坚持敌后抗战的胜利来庆祝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间为京津冀和山西地图，详细绘出了铁路网及沿线的重要城市，并以红色标记出第129师取得战斗胜利的地点；地图一侧以文字说明了“抗战以来本师所获的几个较大的胜利”：阳明堡——烧毁敌机二十二架，神头村——消灭敌骑兵二千余名，响堂铺——烧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长乐村——伤亡敌二千三百名，香城固镇——敌快速部队二百余全部消灭夺炮五门，昔阳安丰村——步枪击落敌巨型战斗机一架……
从整体风格看，降落伞上的图案应该由受过专业绘画训练的人士与非专业人士合作绘制：如“神头村战斗”表现了第129师的勇猛，“响堂铺战斗”表现了第129师的智胜等，立意和政治任务紧密结合，具有相当强的主题创作能力，且写实技巧扎实，弱化了明暗、光影效果，使之更加贴近百姓的审美；还有一些绘画则风格迥异，对多人物的大场景表现抽象，造型能力略显不足，包括“阳明堡战斗”“长乐村战斗”均以一个战士象征整个部队。同时，画面上的六组绘画没有统一谋划，当是由不同的人各自完成三组绘画的经营位置。
据考证，第129师政治部宣传部美术组有艾炎、邹雅、熊雪夫、梁坤生4人。熊雪夫的具体情况不明。梁坤生到第129师宣传部工作应是在1941年以后。邹雅于1940年2月调入鲁艺木刻工作团，当时恰逢木刻工作团在晋东南活跃时期。《艾炎画集》载有艾炎于1940年创作的一批反映第129师抗战的木刻作品，画册前言的著文提到：“艾炎有的作品当时画在巨幅布匹上……”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抗战期间，所谓巨幅布匹应该不是新的布匹，所以有理由推断巨幅布匹极有可能就是指这件降落伞。
据推算，降落伞图案的创作时间在1939年10月至1940年9月之间，正是鲁艺木刻工作团重新思考艺术形式如何更好地为群众接受的重要时期，所以从地域、时间，以及人员交流的情况来看，降落伞的绘制可能受到鲁艺创作思潮的影响。鲁艺木刻工作团对艺术形式的思考源于两方面：一是木刻工作团在晋西举办木刻展览时，虽然很受关注，但也被群众批评为“没啥名堂（指内容没有生活）；不大好看（指形式欧化）”，对于工作团的震动很大；二是日军利用中国传统文艺进行宣传战，“如用司马温公破缸的故事，画‘日本救中国’的大幅宣传画”，受到中共领导层高度警惕，也启示了木刻工作团。木刻工作团因此开始尝试采用中国民间艺术形式，展开宣传活动。
虽然几乎找不到有关绘制降落伞的资料，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考量其绘画风格，可以窥见战争动员下的群众需求以及日伪宣传战的双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件降落伞正是印证延安及边区的美术创作风格从欧化到中国化、从群众的不喜欢到喜闻乐见的实物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