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电影中邬霞穿工服工作，字幕则是她作的诗《吊带裙》
电影节后，邬霞出版了自传体散文集《深圳纪事》，但生活依旧在面试中辗转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邬霞身穿70元的红色连衣裙出场
法制晚报讯（记者 明廷宝）穿着粉色吊带裙，打工妹邬霞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红毯上冲着镜头微笑。
红毯环节结束，邬霞就坐在偶像刘亦菲、宋承宪身后。“只有这么远。”她伸出两个手臂比划了一段迈步可及的距离。
在2015年6月那场“梦一般”的电影节上，《我的诗篇》最终拿下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项。
电影2015年11月国内上映，然观者寥寥。直至今年5月，民间力量促成的“百城众筹”，才让越来越多的人欣赏到这部电影，关注起电影里情陷诗词的工人诗人。
和邬霞一同出现在电影里的，还有叉车工乌鸟鸟，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为矿山爆破巷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以及2014年就已去世的90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
他们都曾期待，得到一定关注后，诗歌能从根本上改变生活。
然而，一年过去，或者说更早时候，他们已经发现期待的改变不会发生。生活在一阵喧嚣之后，早早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据导演秦晓宇估计，目前国内从事一线体力劳动的工人诗人至少有近万名，“但诗歌可能真的很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唯美诗句的背后 是艰辛的生活
来深十八年/故乡成异乡/我每天与深圳的清晨一起醒来/夜晚同眠 ——邬霞《谁能禁止我爱》
邬霞这几天正在面试一家外贸公司，做跟单员。工作是诗友介绍的，虽然还没说到待遇，但她早有预料，“不会太理想的……”
今年34岁的她尤为担心的是，现今有大量90后农民工涌入的工厂还能不能接纳自己。她并不准备利用电影给她带来的名气，还要努力隐藏自己写诗的历史。
只是电影节红毯上的种种时常出现在她不多的甜美记忆里。前短后长的裙子挂在瘦弱的身体上，迎接着有生以来最受瞩目的一次亮相。那是她最喜欢的一条连衣裙，也是衣柜里最贵的一条，花70元从地摊上淘来的。除此之外，邬霞还穿上了几乎没穿过的银色高跟鞋。
平日里邬霞是不太有机会穿这些衣服的。从14岁到深圳打工开始，邬霞上班时间必须套上银灰色、水桶腰的工服。制衣厂“加班是出了名的”，每天早上8点上班，要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才下班。
想要写作，她必须在凌晨回到宿舍以后，拉起上铺的床帘，用几乎不听使唤的手拿起笔。邬霞说她在14岁到18岁的4年里哭过两百多次。“因为喜欢写作，每次哭的原因我都记下来。”
然而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的窘迫。爆破工陈年喜倒是有大把的时间，他采矿总行进在荒凉之地，最长的时候一去就是半年。但是在深山里爆破必须时刻紧绷神经。只有晚上休息的时候，他才能打开头上的矿灯，伏在床沿桌角写下诗句。
大山深处没有纸，陈年喜就写在烟盒背面，有时候是雷管说明书的空白处。等到手机有信号的时候，再一字一句挪到网络博客里。而叉车工乌鸟鸟，经常把他的诗写在工作报表的背后。
邬霞写作的纸也是五花八门。有一种薄薄的黄纸是从父亲打工的厂里找来的，“都快要透明了”。为了节约，她还要把字写得尽量小。她的那首《吊带裙》，就写在这些大小不一的纸片上。
意外被导演发掘 发行诗典电影
每个人都带着不同的面具/可我知道不久以后都像我一样/在别人的城市被叫做/农民工 ——吉克阿优《在别人的城市》
这些散落在全国各地工厂和角落里的诗句，很容易被机器的轰鸣声湮没。读过许多中文诗歌的秦晓宇，是在一次号称没有门槛的网络华文诗歌大赛当评委时，才意外发现还有一些“写作非常成熟，但自己又完全没有听过名字的工人诗人”。
作为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秦晓宇试着去搜集这个特殊群体的诗歌。
“那些背对着我的、默默工作着的男男女女，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情绪，他们怎么看待这个时代和自己的命运。”财经作家吴晓波记得自己是一次在南京出差时在报摊上买了一本《读书》杂志，才在其中看到了这段秦晓宇对工人诗人的介绍。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吴晓波很快就给素不相识的秦晓宇写了一封信。
本来吴晓波的建议，是让有编选中文诗歌经验的秦晓宇为这些工人诗人编一部诗典，但随着搜集整理工作的推进，资料的丰富程度超越了预期，他们决定再拍一部电影。
电影的名字后来被选定为《我的诗篇》，摄制组却在英文名字中用了“us”（我们），“因为这是和我们每个人相关的诗篇”。
描写工厂辛劳 被领导批评
父亲的意思其实是/那些在地上过惯了瘦日子的瘦人们/如今到了天上了/应该过点肥日子 ——乌鸟鸟《一群瘦人在天上飞》
邬霞不喜欢工厂的节奏，“我曾经极其痛恨工厂里的生活，每一件事都规定得很死，约束太大没有自由，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可最终邬霞还是初中没毕业就被带到了深圳。
刚到深圳的时候，邬霞的工作是在包装车间清理线头。把前面生产时没有留意的线头剪下，衣服才算合格，可以被打包运走。在制衣厂，邬霞的月工资只有640元，是那时深圳市平均工资的一半多一点。虽然从住处到几个大商场都只需步行不到30分钟，但她几乎从来没有去过。
相比之下，陈年喜倒是早就接受了劳碌的命运。这个初中时曾向《诗神》（现《诗选刊》）、《萌芽》等杂志投稿的少年，因为家里太穷，便早早放弃了学业。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他写了七八百首诗，只是很少投稿。
在他位于陕西丹凤的家里，多年瘫痪在床的父亲已于2015年8月痛苦离世，母亲也衰老到没法下地干活。农家的活计由妻子操持，儿子正上高中，全家所有的收入，都靠陈年喜爆破所得。
2013年冬，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一处矿山工作时，刚从巷道里出来的陈年喜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在县城医院查出来食道癌。
“当时就像身体里有炸药要炸裂一样，但是又不能炸裂。”这个跟雷管打了15年交道的汉子回忆。当天晚上，他回去写下了诗歌《炸裂志》
对于大部分工人诗人来说，诗歌背后都是贫乏的生活。
吉克阿优更多的时候在车间的阳光房里充绒。绒毛四飞，白茫茫的，这里是车间里最艰苦的地方，“领导检查都不愿意来这里”。
这个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小伙子想通过写诗做出些改变，就把纸和笔藏在鸭绒下面，想起来就记一笔。工人们在厂里的辛劳困苦，都被他写进诗里。
有一次，他的作品《工厂的夜有些黑》发表在《打工诗人》杂志上，杂志样刊寄到工厂，生产部的领导知道后，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其实每个工厂的夜晚都是这么黑”。
诗歌带来的改变 远不及理想
我还有那么多未了的心愿/我热爱一切/离开人世必定一无所有/活着/我总还可以拥有什么 —— 邬霞《我不是没有想到过死亡》
在金爵奖最佳纪录片的角逐中，《我的诗篇》成了最后的赢家，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电影在北京皮村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首映。在放映现场，一名工人诗人看完电影激动地告诉秦晓宇，“我是真正的农民工，还想写诗，可是现在孩子要上学，还有很多压力。”
更多的观众则在看完之后开始关心“主演们”的命运。“诗歌可能真的很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改变。”导演说。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上海，电影里的6名工人诗人聚在宾馆里面，一起聊了整个通宵的理想。
电影上映后，吉克阿优打工地的县委宣传部已经找到他，要给这名充绒工安排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差事，但实际上也只是个兼职，现在的他只是在家里带孩子。
邬霞的生活还在原来的轨道上。兜兜转转一圈，她都有点羡慕自己上班时候同宿舍的女孩儿，虽然工作一样辛苦，一样受责骂，却少有幻想，辛苦多年不少人已经有房有车，生活简单而幸福。
陈年喜的生活甚至开始急转直下。山洞里的常年弯腰劳作让他得了严重的颈椎病，最近一场手术之后，身体一直未能恢复。现在父亲离世，母亲又患了重病，妻子的身体也不太好，“我上有老，下有小，作为一个男人我必须那个什么，不是说生活太好，反正让他们衣食要有保障……”
乌鸟鸟倒是继续在找工作，可是他决定做一些改变。在《我的诗篇》结尾，他对着镜头告诉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希望她好好读书。
